齊錫生｜太平洋戰爭初期中美軍事合作之緣起
【編按】
當年，美國領袖對中國現代史的無知著實驚人。美國對華政策的假設有一個基本矛盾，一方面把中國人當成是落後人民，需要美國人的開導才能進步。另一方面它又把中國當成是符合現代定義的統一國家，而這個假設與中國現實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並且，在中國的政治軍事大環境裡，蔣介石權力基礎不足，不過是權力集團中的一分子，而不能凌駕所有權力集團之上。美國人採用了一個錯誤的理論框架去觀察和解釋他們看到眼前表象的中國，然後推演出錯誤的結論，進而制定錯誤的對策。
一般史學界認為太平洋戰爭馬上拉近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這個觀點並不完全正確。戰爭一開始就讓許多新衝突變得尖銳化，讓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反感程度超過了珍珠港事件之前。可惜的是，不少現有的著作很詳細地交代了戰爭後期盟邦關係的緊張，卻忽略了開戰初期所種下的衝突種子。而事實上，盟邦在初期的感受大大地影響了它們以後的互動關係。
民國32年11月25日，蔣中正（左）與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英國首相邱吉爾（右）在開羅會議上合影
中國對盟邦歧視表現不滿
其實，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蔣介石已對西方國家把中國摒除於防務計畫之外的做法感到不滿。歐洲戰爭爆發以後，中國領袖便逐漸把對日抗戰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開始對全球性軍事合作提出各種主張。他們同時也認為，中國當然有權參與制定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大戰略。但是當蔣介石天真地向英法兩國提議加緊合作卻被對方冷然拒絕時，他就感到極端羞辱「無限之羞恥」。中國最早以官方檔形式表露出這種情緒是在1941年4月。當時蔣介石得知英、美、荷蘭等國剛在菲律賓舉行過會商，而中國並未被邀請出席。他隨即指示宋子文去探聽會議內容，並向美國表達中國對於未被邀請參加一事感到失望。
稍後，當美國首度向中國表示它願意派遣一個軍事代表團來華時，蔣介石的反應是，與其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華，不如邀請中國參加西方國家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防務會議。他甚至建議美國的軍事代表團大可採用小規模而秘密的方式，以低姿態在中國進行活動，借此幫助美國避免和日本之間無謂的摩擦。但他卻希望中國能夠接到邀請去參加國際軍事合作活動，爭取獲得實質上的效果。
事實上，中國對於受到西方國家排擠而產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就已經被拉鐵摩爾看出，而拉氏正是羅斯福總統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在1941年8月2日寫信給白宮助理居裡時指出，很多中國人早已開始擔憂，他們的國家不會得到西方國家平等和公正的對待。而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偽政權所極力渲染的主題之一，因為他們強調西方國家只不過把中國當作傀儡來耍弄，絕不會以朋友之道對待中國。因此，中國將來在和平談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爾賽和會時同樣的悲慘命運，難逃被出賣犧牲的下場。拉氏提出警告，如果西方不立即停止歧視行為的話，中國人民對西方在歷史上虧待中國的記憶，必將會被重新喚起。
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appeal) 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entitlement)。中國如果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膽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種族歧視」的標誌立刻變得無所遁形。
中國在世界局勢中之分量
除了全球戰略之外，同盟國對中國本身的態度也讓蔣介石感到憂慮。歸根結柢，中國之所以單獨抗日四年多，其最大原因就是中國拒絕在「日中合作」的幌子下淪為日本附庸。如果盟國不能給中國更合理的待遇，那麼無論同盟國官方宣傳如何動聽，民主國家之為盟邦和日本之為敵國，其間的區別也就非常模糊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蔣介石愈來愈不滿意盟國。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印度、緬甸及中南半島等地人民的民族主義，本質上並無基本差別，但是中國人畢竟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國家，因此，儘管他們的國家既缺乏統一又缺乏組織能力和辦事效率，但他們仍然渴望得到盟邦平等的對待。
眾所周知，中國加入同盟國最早得到的好處，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作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簽字國之一（1942年1月），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無論用何種尺度來衡量，這個事實都是中國自1840年代以來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學者卻把這一事實，解釋成是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恩賜。原因是只有羅斯福堅持承認中國的四強地位，而英國和蘇聯兩國都對之視若無睹，覺得他是多此一舉。
有趣的是，蔣介石當時也頗為同意這種看法，並且經常提醒自己，中國的新國際地位遠遠超過了它真實的國力。比如說，在1942年1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我國簽字於四國宣言，羅斯福對（宋）子文特別表示稱，『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兩天以後，他又寫道：「反侵略戰線各國簽訂共同宣言，我國始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甚恐名不副實，故更戒慎不勝也。」在往後的日子裡，蔣介石在私人記錄中經常同樣提到，中國的國力並不足以與列強並列。他如此坦白承認中國的弱點，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後來一直對美國總統感激不已。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使他與美國軍方不斷發生摩擦，但依然保持對羅斯福的好感既有趣而又奇怪的是，史迪威再三抱怨蔣介石對美國人的幫助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感謝。事實正好相反。蔣介石在致羅斯福的許多電報中，充滿感謝的字眼。蔣介石這種對美國政府不同部門的不同感情，一直是他處理中美關係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瞭解戰時中美關係歷史的關鍵所在。
退一步說，排除一切溫情主義，而從一個純粹外交權謀問題來考慮，一個擁有強國地位的中國，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果同盟國結構僅限於三角關係（即英、美、蘇聯），那麼美國就必須擔心英蘇在某些情況下聯手對付美國的可能性（如後來在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反之，如果中國成為第四個成員，而中國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會唯美國馬首是瞻（如後來在開羅會議 Cairo Conference），就會加強美國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分量。換言之，美國等於在口袋裡裝有兩票。總結地說，讓中國成為四強之一，也可以視為美國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牽制英蘇兩國，還可以無休止地向中國示惠，同時收取實質回報。
我們可以完全相信，羅斯福總統在戰爭初期，的確是出自誠心誠意地想以平等精神對待中國這個盟友。證據之一是，開戰還不滿兩周，他就有意邀請3~4位中國將領出席盟邦最高軍事會議。羅斯福發出邀請函的時機顯示，他當時的動機可能是要邀請中國代表和英美代表共同出席最高軍事會議。但不幸的是，他很可能忽略了事先和自己軍部領袖們進行溝通。不久之後，他因為得不到馬歇爾將軍和軍部的支持，只好悶聲不響地放棄這項努力。
此一事件也揭示出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同時也說明為什麼在以後的歲月裡，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總是看起來搖擺不定。原因就是每當美國總統能夠把個人注意力放在對華事務上時，美國政府就會以較細膩的手法處理中國人的尊嚴和民族感情問題，對中國人所表現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行為也顯得比較寬容，而軍部領袖則對中國人的感受無動於衷。每當總統無法顧及中國事務時，軍部領袖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和總統的態度互相矛盾甚至形成對立。換句話說，當美國總統的善意好不容易才得到蔣介石和中國領袖的感激時，美國軍部卻毫不珍惜地予以踐踏。這樣就造成了戰時歷史上一個頗為諷刺的現象，那就是，美國政府無疑用了極大的努力去塑造中國為世界強國的形象，但它同時又最無情地暴露了這個形象的空洞和虛假。這種互相矛盾的做法，不免讓中美關係充滿了又苦又甜的感覺，但經常是「苦」遠遠大過於「甜」。
中國決心親美
由於蘇聯未能及早參戰和中英關係急劇惡化，使得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唯一的出路是加強和美國的關係。具體而言，中國所指望於美國的目標不外是：更多的軍援和更多的經援。
#1# 珍珠港事變前中國尋求軍火
不少歷史著作在討論美國武器援華的題目時，經常突出兩位美國將領（陳納德與史迪威）之間的爭端。但這只是一個極為片面的處理方式，因為中國對美國武器的濃厚興趣，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已經醞釀成型，而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爭論，則要遲至1943年4~5月才發生（詳情見本書第七章）。早在1938年，蔣介石就已經認定中國軍隊在陸地作戰失敗主要原因，是中國空軍力量尚不及日本空軍的百分之一，因此不能有效地進行陸空聯合作戰。在中國向蘇聯提出的援華軍火清單裡，戰鬥機是首要項目。同樣地，宋子文在1940年赴美，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購買美國的新式飛機。依照蔣介石當時估計，中國若能從美國買到300架最新的驅逐機和50~100架轟炸機的話，中國對日抗戰的能力將大為改善。
蔣介石痛苦地意識到，中國陸軍之所以陷於癱瘓狀態，最重要原因就是日軍享有絕對制空權，能夠不分晝夜地肆意轟炸掃射中國陣地，使得國軍完全無招架之力。在當年所有重大戰役中，中國地面部隊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有效的空中支援。因此蔣介石在其空軍建設構想中，最高的目標無非就是，説明地面部隊略微改善一點它們作戰的條件而已。
再者，由於中國政府提不出辦法，去保護各地人民免於遭受日軍無情的轟炸，也使得人民的鬥志大受影響。因此，中國急需建立空軍的另外一個理由是提高人民士氣、穩定社會秩序和保護市場的生產力。早在1938年初，中國已經準備使用蘇聯貸款中的大部分購買飛機。但是1940年10月，日本開始對中國大小城市有系統地施行瘋狂濫炸企圖瓦解中國的戰志後，中國立即發現蘇聯向中國提供的飛機根本不是日本對手。由於飛機性能太差，即使中國能夠獲得更多同類型的蘇聯飛機，結果也只不過是讓更多的中國飛行員去送死而已。
歸根結柢，對中國來說，真正的解決之道只能依靠美國，因為美國飛機是世界上性能最佳的，包括速度快、火力足、爬高力強和靈活性高。對於此時的蔣介石而言，中國迫切的需要是建立一支小規模的空軍，使抗戰得以支撐下去，而不致處於完全挨打的慘狀。因此，1941年7月，當美國政府表示願意派送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時，蔣介石立刻回覆，希望代表團能夠包括一位高階層的空軍軍官，其任務是幫助中國建立空軍。10月27日，蔣介石和代表團長馬格魯德將軍首次會面時，他又重申同樣的願望，希望美國能夠派遣多名空軍軍官，來幫助中國建立一個新空軍。蔣介石同時表示，他願意完全授權美國人負責組建工作，並敦促馬格魯德把它視為代表團的首要任務。
以上這段歷史回顧很清楚地說明，蔣介石對建立空軍的強烈要求，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已經提出，因為一個具有規模的空軍，至少可以讓中國陸軍有機會在地面戰爭中與日軍一較長短。順便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看過蔣介石私人文稿的人都會知道，他對戰爭在歐洲和亞洲應該如何打，常喜長篇大論地作具體分析和推測，而且語詞明確。但通觀蔣介石在整個八年抗戰中的日記，卻完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推論出，蔣介石曾經一度指望中國空軍或美國駐華空軍可以單獨打敗日本。同理，當中國向蘇聯購買大批飛機時，在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人懷疑，中國政府是想以蘇聯空軍打敗日本的怪談。如果以上這個觀點正確的話，那麼後來史迪威和美國軍部對蔣介石心理狀態的分析，完全是一種自作聰明的想法。一旦美國軍方對中國事務先入為主的分析架構，是認為蔣介石的中國政府缺乏對日作戰的意願，那麼他們要求美國飛機（不管其數目是多麼少得可憐）的唯一動機，就是想不勞而獲，取得戰爭的勝利。這種分析和判斷既簡單直接，又幼稚可笑，而且不值一辯。但不幸的是，後來的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同樣沒有依據史料做出獨立的判斷。
#2# 珍珠港事變後中美關係之變化
珍珠港事變既沒有改變中國對外國軍火供應的渴求，也沒有改變它要求的數量，但是卻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的本質。在此之前，中國只能「懇求」美國以市場價格把武器出售給中國。事變之後，它則認為自己有權從美國獲得一個公平的援助數量，因為美國自己已經承諾了作為世界鬥爭的兵工廠。因此，當美國宣佈派遣軍官團來華時，中國領袖們最初的假設是，美國當然會增加它對華的武器供應。
然而在幾周之內中國就發現，美國並不準備在武器援助的事務上把中國與其他盟友一視同仁。在審核軍火需求時，中國的意見經常受到忽視。開會時中國代表只是被准許出席來聆聽別人已經做出的決定，既不能追問美方決定的理由，也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更糟糕的是，即使對於已經做出的決定，美國也經常擅自片面取消，事先既不商量，事後也不作解釋。這種行事作風的結果是，到了1942年4月，租借法案已經執行了一整年，中國仍然沒有得到它戰前就已經提出的軍火要求。而且在1942年頭四個月中，平均每個月只有三艘船運載軍火前往中國。即使在此同盟關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美國白宮官員已經看出軍部對於援助中國缺乏熱誠。比如說，1942年3月14日，霍普金斯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標題是「需要立即重視的軍事問題」，其中第二段把重點放在中國：「我們必須保持與中國的補給線，並繼續將物資運入中國。我相信我們必須定期地催促陸軍部去採取行動。」從霍普金斯的說法可以看出，他已經在擔心軍部對中國的消極態度了。
也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美國軍部更有興趣的工作是去累積一大堆對中國的抱怨，以作為無法增加援助中國的理由。這些抱怨的內容後來大多數都被歷史著作詳細的引用而廣為流傳。最具代表性的美國軍部抱怨是，中國人對武器種類的要求完全不切實際。比如，中國要求重型戰車和大砲，但卻沒有堅實的公路或橋樑可以承載它們。至於中國要求的步槍和機關槍，它們的口徑又和美國製造的型號不能符合。純從事實而論，美國的這些抱怨都有憑有據，但軍部之所以提出這許多抱怨，其用意並不是急於幫助中國解決問題而責備心切，反而是急於想找到更多藉口來拒絕中國的要求。因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軍部官員們似乎忘記了，日本軍隊早已在中國戰場上部署了數百輛戰車、數千門重砲，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輜重車輛。在1937年前，德國軍事顧問已經擬訂計畫，幫助中國建立機械化部隊，能夠適合在華南和華北不同地形上作戰。而在1944年第二次緬甸戰爭中，史迪威自己也引進了大批機械化美國武器在緬甸使用。應該記得的是，緬甸叢山峻嶺，道路橋樑的建設遠比中國落後，在雨季時，更是一片沼澤。這些事實都顯示美國軍部的說辭「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日軍能用來攻擊中國軍隊的武器，而中國軍隊卻不能用來防衛國土，這就不免令人感到納悶。再說到中美軍隊使用的步槍和機關槍彈藥口徑不符合，軍部的託詞更是匪夷所思。因為它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略微修改工作母機（車床）的尺碼，把少數的母機投入兵工廠的生產線，就可以製造出足夠的彈藥來供應中國軍隊。以美國在科技上展示出來的驚人智慧和創新能力來說，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雕蟲小技，很容易就能克服。它們之所以被軍部振振有詞地大事渲染，再加上對中國人不遺餘力地的冷嘲熱諷，其真相只能說是，軍部本來就無意向中國提供這些援助，所以不得不費盡苦心去找些似是而非的說辭，來保護自己和撻伐對方。同樣地，美國軍方批評蔣介石迷信空軍而忽視陸軍，也只是暴露了他們自己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無知。如果這個批評在常人的耳朵中聽起來似乎有理的話，其實正是因為軍部對華援助的數量如此之少，致使少數的幾架新式飛機，反而變成是在中國破舊不堪的武器裝備中最引人注目的標誌。諸如此類問題都值得學者們重新去思考求證，幫助我們把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恢復歷史原貌。
小結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一般史學界認為太平洋戰爭馬上拉近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這個觀點並不完全正確。戰爭一開始就讓許多新衝突變得尖銳化，讓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反感程度超過了珍珠港事件之前。可惜的是，不少現有的著作很詳細地交代了戰爭後期盟邦關係的緊張，卻忽略了開戰初期所種下的衝突種子。而事實上，盟邦在初期的感受大大地影響了它們以後的互動關係。
國務院資深的中國事務專家項貝克早就關注到中國在這方面的感受。他曾正確地指出，中國人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的好感，遠遠超過對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及其人民。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中國人對獲得外國武器和物資援助感到絕望的話，他們也沒有理由和日本一直對抗到底。到時候，他們也只能放棄抗戰，並和日本簽訂他們能夠得到的最優惠的和平條款項。項貝克在列舉了一大堆導致中國對盟邦不滿的現象之後指出，蔣介石心底並沒有和日本談和的打算，也不想拋棄同盟國。不過，即使在落後的中國，也沒有一個人的權力強大到可以凌駕一切。因為在中國還是有不少人願意對日本的壓力屈服，而他們同時也能夠看得出來，西方國家的所謂援助是有名無實，根本無濟於事。這就更增加蔣介石政府的困境。只是項貝克對美國軍部及財政部對華政策的嚴厲批評，對於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無影響力。因為國務院本身也早已被隔離在美國戰時高階層決策程式之外。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得知，中國不僅對盟邦援華物資的不足感到失望，更重要的是對盟邦的態度感到屈辱。打從太平洋開戰以來，中國人承受西方盟友的輕視、不關心、明目張膽的排擠和習慣性的倨傲等，已經大大地傷害到他們對同盟國的態度。而西方國家這些態度和作風完全沒有必要，它們不但不能幫助西方國家得到實質利益，反而造成盟邦關係嚴重的裂痕。
然而此時，美國總統和軍部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羅斯福固然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可以看出問題之所在，但是他無法經常關注中國事務或是制定長程的政策，因為需要他關注的事務實在太多。他也可能缺乏足夠的政治決心和充沛的體力，去和軍部領袖們糾纏美國的對華政策。羅斯福本人是海軍出身，這也可能使他不願意過分干預陸軍馬歇爾的工作，結果他只能間歇性地過問中國事務，這使得他的對華政策顯得雜亂無章，搖擺不定，時好時壞，缺乏一致性、連貫性和持久性。
至於軍部領袖，他們無疑對中美關係的緊張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他們缺乏像項貝克那樣的敏銳觀察和政治智慧，不能真正瞭解他們自己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習慣性地從純軍事專業角度去看問題，並且希望以最小的物資投入去維持中國繼續作戰的局面。一旦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縱使作戰不力，但也不至於停止抗戰或是投降，那他們基本上就感到安心了。更何況，就連軍部本身駐華的最高代表馬格魯德將軍也已經做出了判斷，那就是即使美國把更多武器運送到中國，中國也早已秘密決定不再努力作戰，運送更多的武器到中國，只是幫助蔣介石統治集團偷偷地囤積軍火，以準備未來的內戰而已。對美國而言，這顯然是純屬浪費之舉。
本文選摘自《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第一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輕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目錄
序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壹、中國外交處境
貳、國內情況
參、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
壹、日本攻擊消息傳到中國時
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
參、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
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
伍、中國決心親美
陸、小結
第二章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
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
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穆將軍的遴選過程
參、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
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
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
陸、史迪威赴華履新
柒、小結
第三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3-4月——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
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
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
參、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
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
伍、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
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
第四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慘敗及其影響
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
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
參、中國憤怒的升級
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
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
第五章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
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
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
參、美國飛機的移防
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
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壹、居里訪華的背景
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
參、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
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
伍、居里改變策略
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
柒、居里訪問的結束
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
第七章 計劃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到1943年6月
壹、早期作戰計畫
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
參、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
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
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
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
柒、小結
第八章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
貳、宋子文的失勢
參、在開羅討價還價
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
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
陸、美國開始翻臉
第九章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響
壹、戰爭終於展開
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參、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
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
第十章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壹、念頭的起源
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
參、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
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
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
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
柒、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
捌、談判遇上波折
玖、攤牌前夕的狀況
第十一章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
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
參、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
肆、蔣介石的反應
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
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
柒、史迪威9月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
捌、羅斯福再度介入
玖、最後的掙扎
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
壹、魏德邁為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
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關係
參、魏德邁改革的內容
肆、魏德邁的成績單
第十三章 結論
第一部 贏得戰爭
壹、同盟國的凝聚力
貳、中美同盟的特性
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
壹、政策目標
貳、觀感和假設
參、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和蔣介石的認知和假設
肆、中國國內政治和軍事現實和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
第三部 中美戰時關係的總結
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
貳、政策運作的困難
參、個人因素的重要性
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
延伸閱讀：